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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给一些“积极的企业政策” | 迎接2020年的“正

 原标题:多给一些“积极的企业政策” | 迎接2020年的“正确姿势”②

摘要:职能部门正确地做事,企业才能做正确的事。

稳就业、稳金融、稳外贸、稳外资、稳投资、稳预期,有着一个共同的发力点——稳企业。

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“微观政策要活”。通过积极的企业政策,为企业提供贴心服务、为市场主体保驾护航,无疑是当务之急。

财政政策有积极,企业政策其实也有“积极”。产业政策、人才政策、招商政策、创新政策、消费政策、外贸政策等等,都可归结到“积极的企业政策”。那么,什么是当下需要的“积极”?

让企业减负、减压、赋能、增值,是“积极”;降低企业的用人、用地、用能、用政策的成本,是“积极”;走近应用场景,对接企业诉求,是“积极”;同经营管理保持距离,不干扰不干预,是“积极”——归根到底,政府要通过政策和服务,营造绝对便利、相对便宜、本质公平、全面安全的商业环境,让企业感到自在、踏实、放心。

对标这样的要求,反观目前有些方面的政策设计,就不难发现有需要改进之处。

比如,政策的设计,需要简化。当下政策似有繁复之势,体例工整,行文规范,篇幅则较长。很多时候,出发点很好,但是企业往往看不过来、看不明白,以至于有企业抱怨政策太“贵”了,用不起。这方面,不妨学学美国版的“放管服”:美国联邦政策汇编由上世纪60年代的2万页膨胀到现在的18.5万页,白宫高调喊出“二换一”:每出台一项新规则,必须砍掉两项旧规则。总而言之,cut,cut,cut!(“减,减,减”)

政策的传播,要把领导和媒体当成媒介,把企业当终极受众,不能搞反了。有些发布会、宣讲会,让领导、专家和媒体“反客为主”,真正的市场主体,倒成了陪客。连带着政策推进,也往往走走停停,像电脉冲,节奏和力道主要取决于领导的重视程度,而不是企业的需要强度。好的政策,当以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出来——最重要的受众,当然是企业,而政策从头到尾,都应该让企业明白,来自政府的“宏伟蓝图”同自己的生意有直接关联。

政策的落地,要贯通“最后一公里”,不能有“肠梗阻”,被“打结”,甚至亮着红灯,看得见却过不去。企业反映最典型的,就是“准入不准营”。有的职能部门现在可谓门好进、脸好看、话好说,但事情依然难办。他轻飘飘一句,“查一下文件,走一下程序,办一下证件”,硬生生在玻璃门、弹簧门之外,加装了一扇“程序门”。

政策的实施,要精准适配,千万不能“雪中不送炭,锦上乱添花”。特别是在“补贴”问题上,不是不能补贴,但决不能“乱补贴”——有的地方直接动用财政补贴小微企业,虽有诚意,却容易导致不良的商业模式;给大企业补贴物业租金和装修费用,则等于在给大象“挠痒痒”。

值得学习的,是国际上有一种“Pay as you grow”的方法,即针对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,匹配以不同程度扶持——对初创的小微企业,想办法直接减免成本,但极少动用财政补贴,目的是让它们活下来;对高成长的企业,长得越快、越大,就给予越多的国家买单的合同,甚至直接给予财政补贴,目的是助推其迅速成为全国冠军、全球冠军。

政策的推进,要保持“稳定地透明”。不少企业高管告诉我,到上海创业,肯定不是奔低成本而来,看中的是在这里可以高效获得高能级资源要素的组合式供给。能做到一揽子供给,综合成本反而降下来了,风险更容易管控。在上海,不可能奢求便宜,但这里的游戏规则是透明的、预期是稳的。这是上海的优势,而在当下,这个优势不能弱化,应该发扬光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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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给一些“积极的企业政策” | 迎接2020年的“正

 原标题:多给一些“积极的企业政策” | 迎接2020年的“正确姿势”②

摘要:职能部门正确地做事,企业才能做正确的事。

稳就业、稳金融、稳外贸、稳外资、稳投资、稳预期,有着一个共同的发力点——稳企业。

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“微观政策要活”。通过积极的企业政策,为企业提供贴心服务、为市场主体保驾护航,无疑是当务之急。

财政政策有积极,企业政策其实也有“积极”。产业政策、人才政策、招商政策、创新政策、消费政策、外贸政策等等,都可归结到“积极的企业政策”。那么,什么是当下需要的“积极”?

让企业减负、减压、赋能、增值,是“积极”;降低企业的用人、用地、用能、用政策的成本,是“积极”;走近应用场景,对接企业诉求,是“积极”;同经营管理保持距离,不干扰不干预,是“积极”——归根到底,政府要通过政策和服务,营造绝对便利、相对便宜、本质公平、全面安全的商业环境,让企业感到自在、踏实、放心。

对标这样的要求,反观目前有些方面的政策设计,就不难发现有需要改进之处。

比如,政策的设计,需要简化。当下政策似有繁复之势,体例工整,行文规范,篇幅则较长。很多时候,出发点很好,但是企业往往看不过来、看不明白,以至于有企业抱怨政策太“贵”了,用不起。这方面,不妨学学美国版的“放管服”:美国联邦政策汇编由上世纪60年代的2万页膨胀到现在的18.5万页,白宫高调喊出“二换一”:每出台一项新规则,必须砍掉两项旧规则。总而言之,cut,cut,cut!(“减,减,减”)

政策的传播,要把领导和媒体当成媒介,把企业当终极受众,不能搞反了。有些发布会、宣讲会,让领导、专家和媒体“反客为主”,真正的市场主体,倒成了陪客。连带着政策推进,也往往走走停停,像电脉冲,节奏和力道主要取决于领导的重视程度,而不是企业的需要强度。好的政策,当以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出来——最重要的受众,当然是企业,而政策从头到尾,都应该让企业明白,来自政府的“宏伟蓝图”同自己的生意有直接关联。

政策的落地,要贯通“最后一公里”,不能有“肠梗阻”,被“打结”,甚至亮着红灯,看得见却过不去。企业反映最典型的,就是“准入不准营”。有的职能部门现在可谓门好进、脸好看、话好说,但事情依然难办。他轻飘飘一句,“查一下文件,走一下程序,办一下证件”,硬生生在玻璃门、弹簧门之外,加装了一扇“程序门”。

政策的实施,要精准适配,千万不能“雪中不送炭,锦上乱添花”。特别是在“补贴”问题上,不是不能补贴,但决不能“乱补贴”——有的地方直接动用财政补贴小微企业,虽有诚意,却容易导致不良的商业模式;给大企业补贴物业租金和装修费用,则等于在给大象“挠痒痒”。

值得学习的,是国际上有一种“Pay as you grow”的方法,即针对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,匹配以不同程度扶持——对初创的小微企业,想办法直接减免成本,但极少动用财政补贴,目的是让它们活下来;对高成长的企业,长得越快、越大,就给予越多的国家买单的合同,甚至直接给予财政补贴,目的是助推其迅速成为全国冠军、全球冠军。

政策的推进,要保持“稳定地透明”。不少企业高管告诉我,到上海创业,肯定不是奔低成本而来,看中的是在这里可以高效获得高能级资源要素的组合式供给。能做到一揽子供给,综合成本反而降下来了,风险更容易管控。在上海,不可能奢求便宜,但这里的游戏规则是透明的、预期是稳的。这是上海的优势,而在当下,这个优势不能弱化,应该发扬光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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